在最近一次电影之旅中，我有幸观看了一部法国悬疑佳作《坠落的审判》，这部电影由茹斯汀?特里叶编剧指导，由桑德拉?惠勒、斯万?阿劳德主演，于2023年5月21日在第7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首映，获得了2023年戛纳金棕榈最佳影片，这部电影译名有很多，如“坠楼的审判”“一场坠楼的剖析”，正如译名之意，电影讲的是在法国阿尔卑斯山上的一座小屋里住着三口之家，忽然有一天，正值壮年的丈夫塞缪尔从楼上坠落，永远地倒在了雪地里，而关于丈夫的死因存在重重疑点，究竟是丈夫失足掉落、失意自杀，还是被人蓄意谋杀，检方根据丈夫电脑中与妻子桑德拉吵架的录音将妻子作为被告人提起诉讼。在这场自杀与他杀的悬疑背后，是对婚姻家庭的重新审视，也是对法国刑事审判程序的一次典型展现。

妻子桑德拉接受庭审是这部影片最主要的部分，影片通过庭审质证将悬疑慢慢拨开，我们也可从中看到法国刑事审判与国内的不同。首先，法国刑法将犯罪分为三类，违警罪、轻罪和重罪，分别适用不同的审判程序，重罪（可能判处10年以上监禁）由重罪法庭审理，实行参审制。电影中法庭审判席上坐着12个人，由3名职业法官和9名陪审员组成，最终由法官和陪审员一起投票决定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而在我国，刑事被告人的定罪量刑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决定。其次，影片中的对抗式辩论规则也让人印象深刻，在审判法庭上，各方当事人都处于平等地位进行质证，公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需通过审判长向被告人以及其他受传唤到庭的人提问。另外，影片中有一个细节，控方的座位与辩方的座位有着微妙的高度差，无声地透露出职权主义的色彩。

“听”

直接言辞原则在法国重罪法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片中，控辩双方的证人都必须亲自上庭发言作证，这样能够让审判员和陪审员对证人当庭陈述事实形成直接心证，而非通过阅读证言形成间接心证。直接心证的效果的确能够更好还原证人描述的场景，也保障被告人与证人对质的权利，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考虑到案多人少的现实因素和法官庭前证据审查制度，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并不要求必须是当面作证才能采信，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创建更是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举措，即使是重罪，证人出庭也是经过法官必要性考量才被允许，法官对证人是否出庭有较大的自主决定权。

如果小说取材于现实，能否成为书证？犯罪动机能否成为认定杀人的直接证据？在电影中，控方找不到任何证明妻子杀害丈夫的直接证据，因此将间接证据形成完整排他的证据链条成为了控方努力的方向，检察官甚至将妻子小说里描写家庭的段落当庭朗读，只因妻子的小说取材来自真实生活，辩方则坚称真假参半的文学作品并不能作为证据采信，这也符合现实的证据采纳规则。整部电影的高潮莫过于丈夫与妻子吵架的录音被公然播放在法庭之上，家庭的激烈矛盾如狂风骤雨般摧枯拉朽，但也同时让妻子难以宣之于口的心结得以释放。丈夫指控妻子抄袭自己的小说，表达了对家庭分工的不满，更指责了妻子的不忠，当玻璃杯摔碎声和剧烈的拍打声在录音里响起，如何去拼凑还原当时的一幕呢？提供录音的证人斩钉截铁地说：“我认为录音里是妻子在打丈夫。”何以见得？被告人也解释了当时的场景，玻璃杯是自己顺手摔碎的，男人在狠狠地锤击木板。与丈夫死亡相差二十个小时的录音，能够证明妻子杀害丈夫的动机，亦能够解释丈夫自杀的原因。在庭审的最后，结合儿子的证言，在所有的间接证据组合起来不排除丈夫系自杀的情况下，法庭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作出了无罪判决。

《坠落的审判》以妻子的无罪释放作为结尾，留给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这样的开放式结局符合法律人对事实认定的严谨态度，也反映了影片对社会舆论与司法公正关系的深刻思考。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公众很容易被舆论左右，而司法判决必须超越偏见，回归到证据本身，我想这也是电影想要表达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