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22日,杭州某银行执行现场紧张有序。随着保管箱柜门缓缓开启,金饰、珠宝、玉石藏品逐一呈现。执行法官、检察干警全程在场,通过执法记录仪全程录像、逐项清点登记、现场封存固定,整套流程规范严谨。这批贵重财物属于标的额高达403万余元的民间借贷案件被执行人。此前,该案因法院穷尽常规查控手段、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依法裁定终结本次执行,胜诉当事人权益长期悬而未决。一只沉寂许久的银行保管箱,最终让这起“执行不能”积案迎来实质性转机。
个案破局的背后,是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堵点。《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银行保管箱业务因法律定性模糊、数据壁垒突出,成为司法执行的监管真空地带。在业务定性上,银行普遍将保管箱业务界定为场地租赁服务,而非财产保管服务,仅提供空间与安保运维,不掌握箱内财物明细、不承担实质保管责任。
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保管箱领域执行监督还面临实操难题,此前全市乃至全省无统一的协助保管箱司法查封、强制开启、物品处置规范,不同地区、不同银行间规则差异较大,给被执行人利用规则缝隙转移财产留下空间。
针对上述堵点,上城区检察院坚持个案纠错与建章立制同步推进。